其实这不是什么魔术，所有见证奇迹的时刻大多出现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在那段鲜有商人愿意为知识产权买单的岁月里，据说任丙彦当初曾经和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共事得很不愉快，对方出了产品就把科研团队甩开了，技术转让费也拖欠不给。而靳保芳不仅在技术转让费上没有讨价还价，反而将合同中说好分三年付清的30万技术转让金，在第一年就全额支付了。现在看来，相对于年销售收入267亿的晶龙，这奠基性的30万显得何其耐人寻味。

1996年3月，任丙彦终于带着“中子嬗变掺杂直拉硅”专利和若干人组成的技术团队到了宁晋，宁晋县晶隆半导体厂成立了，这是晶龙集团的前身。彼时晶龙只有三台单晶炉和十几个员工。厂里缺人，还是缺人！

晶龙当年面对的“用工荒”不难想象。即便是今天，晶龙已是中国500强的企业，可是让大学生放弃城市的便利生活，到这个现在还没有火车票代售点的县城上班，仍然绝非易事。

事实上，宁晋县是一个有着70多万人口的平原农业大县。可是就在这个人口大县，靳保芳却似乎常常要在一个个的不眠之夜里为人的事情而辗转反侧。请不来人才，靳保芳就干脆自己培养。他召集来县里当年高考落榜的学生，由任丙彦亲自出题再进行考试筛选，然后将选中的年轻人送到天津等地进行技术培训。

现在晶龙的员工数量是两万多人。十几个工人、15年、两万人，将这三个简单的数量连缀在一起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让利换机遇

一家日方控股的合资公司却终年见不到一个日方管理者，这似乎太不像日本人的管理风格了。

一心要做跨国集团的靳保芳在公司刚刚成立不到一年，就瞄准了一家日本企业——日本松宫半导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松宫），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硅片供应商，和英国BP等知名公司一直保持着业务来往。

企业的“好运气”与“抓住机遇”似乎像“鸡与蛋”一样是永远也说不清的话题。其实起步的时候，晶龙只是为北京605厂下属的明诚公司做一些来料加工的业务，而这家明诚公司恰巧是一家和日企合资的公司，产品全部出口日本。所以当松宫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就通过明诚公司的总经理黄继清与靳保芳进行了接触。靳保芳还能像打动任丙彦一样拉来松宫律夫（松宫董事长）吗？

晶龙集团副董事长贾二英告诉我，当年和松宫谈合作时，最大的障碍是双方对历史心存芥蒂。

在我的印象里，1997年日本洋华堂商场落户在我居住小区的旁边，开张那天有几个年轻人在商场门口发放文化衫，文化衫上赫然写着：“抵制日货”。

据说为了赢得松宫律夫的信任，靳保芳特意在生产车间悬挂了日方领导人的照片，还在从石家庄去往宁晋的公路旁竖起了广告标语：“松宫让宁晋走向世界”。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1988年的柳传志，费尽心机地请来政府领导参加他的“进军海外誓师大会”。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家对于可能的“贵人”总是那样谦卑，而且越是胸怀大志，越是具有反叛气质，就越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猜靳保芳之于松宫律夫也是亦然。

在市场需求和原材料供应九成以上都掌握在国外的情况下，一个没有国际身份和产业角色的企业，凭什么发展壮大？除了“攀高枝”，靳保芳似乎别无选择。其实在与国际大鳄的交锋中，靳保芳并没有太多的高招，很大程度他是在通过一种近乎“吃亏就是占便宜”的农民式的朴实，用让利换来更多的机遇。

在和松宫的合作中，每月都要向日本发货，但由于原材料供应不及时、设备检修等各种原因，都会延误成品的发运，为了最大程度地确保对方的利益，靳保芳只能选择花三四倍的价格空运。

也正是因此，向来谨小慎微的松宫律夫不仅和晶龙合资建立了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并且之后陆续四次增资。在日方控股55%的情况下，除了第一年派来两名日方管理人员指导建设以后，此后竟没有设置任何在华常驻日方代表，几乎不参与日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