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这样一件事，松宫公司在给工人定生产定额的时候，是按一个工人月产量400公斤至500公斤的估算定的，达到这个标准将得到1500元工资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工资就相应增长。实际上，通过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工艺改进，产量提高很快，工人一个月最高的能拿到3000元，比我这个总经理的工资还要高，这在宁晋是很高的工资了。有人就认为应该提高这个定额。而我认为，定额是企业和职工之间订立的一种约定，是诚信与否的体现，双方都应该遵照执行；反过来说，如果当初定额偏高，那工人们是不是也可以随意撤销定额呢？定额本应该执行一个周期，一年的定额就要执行一年，不能不到时间就调整，否则会失信于职工，打击职工积极性。所以最终我们坚持执行了这个定额，不仅对工人信守了诺言，而且树立了企业制度的权威性。

　　中红网：在生意交往中，你是不是特别警惕那些不讲诚信的人？

　　靳保芳：是的，从生意交往中是可以看出哪些人可交，哪些人不可交。当初我们建宾馆，与我们合作的一家香港房地产商中途毁约，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损失。“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所以我们更要讲诚信。此外，一些特殊情况也要区别对待，那就是合作伙伴因为不可抗拒的影响，致使违约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如日方也有资金不到位，无法履行合同的时候。那是2000年扩大再生产，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他们答应的2000多万元的合同金额不能到位。我们地征了，车间建好了，却因此无法购买设备，结果耽误了一年半时间，对我们讲也是一种代价的付出。但我们也理解，日方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而不是故意所为，这不能算是不讲诚信，因为我们反对的是商业欺诈行为。所以，“宁可人负我，我不可负人”，这一古老的中华道德训言是我们信守的行为准则。

　　37、“诚信也是生产力，讲诚信就是经营人心”

　　中红网：记得靳总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讲诚信就是经营人心”，这是什么意思？

　　靳保芳：“诚信也是生产力，只有诚信才能使企业长久发展”，这是我们多年来经营发展的一个信条。不过，从方法论角度看，诚信还要有制度设计。我到国外访问时，曾听国外朋友讲过一个“分苹果”的经典故事。一个苹果，两个孩子分着吃。如果让哥哥切，就会给自己切得多些，给弟弟切得少些；反之亦然。怎么办？母亲想出一个办法：一个孩子切，另一个孩子挑。结果，不管让谁切，都会切得很均匀。分配不公是一种不诚信，分配公平是一种诚信。制度设计合理，人就不容易偏离诚信的轨道。在窗口部门中，人即公司，公司即人。要让诚信水准各不相同的员工都不偏离诚信的轨道，制度设计绝对必要。在一些诚信体制发达的国家，一个职业经理人如果有不诚信的记录，那么，他的经理生涯可能就从此终结了；一个企业如果在银行有不诚信的记录，它可能在所有的银行就再也无法贷出款来了。如果一个公司对它的员工也建立一套“诚信档案”，发生不诚信的事就记录在案，那么，诚信意识就可能贯穿到每人每天每事了。

　　在中国古代，也有为诚信设计某种规章制度的。如商鞅在秦国变法，怕人们不相信，在新的法律公布前，先在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然后公开悬赏：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背到北门，就赏给他10两金子。人们都觉得很奇怪，没人敢搬。商鞅立刻把赏金由10两调高到50两。有个人尝试着搬了，结果他果真得到了50两金子。这就是“立木为信”的故事。为了让人们相信法律，商鞅特地策划了这样一个“立木为信”的公关活动。

　　中红网：这是商鞅做的一种“诚信广告”，可见诚信可以策划，也可以是一种方法论。

　　靳保芳：这种方法论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有时候，企业与消费者发生矛盾时，企业拼命推卸责任并非明智之举，有时候吃点亏反而是最好的诚信广告。麦当劳主张，每一个市场营销商应有三种产品，一种用来做广告，一种用来出售，另一种用来赚钱。我们做人也是这样。有时候，为了守信用，为了做“诚信广告”，一些事赔着本也得干。但从另一角度看，又不是赔本，而是一种资本积累，是诚信资本的积累。如国外有家航空公司，为一个顾客竟可以单独飞一趟。就单次成本看，这家航空公司是亏大了。但就总体经营看，这家公司是做了一个绝好的诚信广告。所以，与其说诚信是一种美德，不如说诚信也是一种战略资源。只有“会算账、算大账、算长远账的人”，才会把诚信当作一种战略资源来经营。